夜色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,缓缓铺在儋州的海岸线上,远处的洋浦港灯火如星,近处的夏日广场霓虹闪烁,晚风裹挟着海潮的咸腥与烧烤摊的孜然香,搅动着这座滨海小城的夜晚,当白日的燥热渐渐褪去,另一群人开始苏醒——他们是儋州夜场的服务员,穿梭于喧闹的包厢、闪舞池与酒水吧台之间,用微笑与汗水点亮城市的夜,而“儋州夜场招聘服务员”的招聘启事,便如夜色中的萤火,在这片喧嚣中明灭,吸引着不同的人前来叩问这个特殊的职业世界。
招聘启事背后的众生相
在儋州那大镇的步行街巷口,一张墨绿色的招聘启事被雨水晕开了边角:“急聘夜场服务员,男女不限,18-35岁,有无经验均可,包吃住,月薪5000-8000+。”小康里行间透着急切,像一把钥匙,试图打开不同命运的锁链。
刚从职校毕业的阿健,揣着“闯一闯”的念头站在了启事前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头发被海风吹得有些凌乱,手指反复摩挲着“月薪8000+”的小康样,儋州的年轻人,大多像他一样,在“体制内”与“自由职业”之外,寻找着一条能快速挣脱贫困的道路,夜场,似乎成了那条看起来最光鲜的捷径。“同学都说这里来钱快,我妈虽然担心,但听说能给她寄钱回去,也就没再说什么。”阿健的声音里有少年的执拗,也藏着对未知的胆怯。
比阿健大五岁的阿玲,已经是个“老手”了,她站在另一家酒吧的招聘台前,熟练地递上身份证,嘴角挂着熟练的职业微笑,三年前,丈夫做生意失败欠下债务,她从湖南老家来到儋州,从餐厅服务员辗转做到夜场领班。“这里像个围城,外面的人想进来,里面的人想出去。”阿玲低声说,她的手指上戴着素圈戒指,那是丈夫当年送的,如今已有些褪色,对她而言,夜场不是选择,是生活的“战场”——包厢里的酒水提成、游客塞的小费、凌晨下班的夜宵……每一分钱都带着汗水与委屈的重量。
还有刚离婚的王姐,40岁,在招聘启事的年龄栏前犹豫了很久。“老板,我年纪大了,手脚麻利,能行吗?”她问招聘经理,眼神里有恳求,也有不甘,丈夫离开后,她要独自抚养上高中的儿子,白天在工厂做工,晚上出来兼职。“再苦也不能苦孩子。”王姐说,夜场的灯光能照见她眼角的皱纹,却照不见她心里的疲惫。
夜场服务员的“白+黑”生存法则
晚上八点,儋州“海上明珠”夜场的服务员们开始换装,统一的黑色马甲配红领结,阿健对着镜子系领结时,手有些抖,这是他第一次穿正装,肩膀显得有些窄,旁边的阿玲帮他调整好衣领,轻声说:“不管游客说什么,你都得笑着,这是我们的饭碗。”
包厢里,音乐震耳欲聋,烟雾缭绕,游客推杯换盏,笑声、吼声、酒杯碰撞声交织成一片混沌的海洋,服务员们像穿行的鱼,端着果盘、酒水,在狭窄的空间里穿梭,阿健端着扎啤桶,手臂因为不自觉地用力而微微颤抖,酒液从桶壁滑落,滴在他崭新的黑皮鞋上,他慌忙用纸巾擦拭,却被邻桌的游客撞了一下,半桶啤酒差点洒在游客身上。“不长眼啊!”游客骂了一句,阿健赶忙弯腰道歉:“对不起对不起,我给您擦干净。”他的脸涨得通红,手心全是汗。

阿玲则从容得多,她能记住每个熟客的酒水偏好,知道什么时候该递上热毛巾,什么时候该加果盘。“张总喜欢喝威士忌加冰,李服务员不能喝酒但喜欢喝长岛冰茶,王哥的包厢要时刻备着解酒药。”她一边给游客倒酒,一边低声对阿健说,她的声音不大,却穿透了音乐,像一道温柔的屏障,凌晨一点,游客们陆续离开,包厢里一片狼藉:空酒瓶、果皮、烟头散落一地,服务员们开始打扫,拖把走过地板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混合着呕吐物的酸臭和酒精的辛辣。
“干完活还得开例会。”阿健坐在员工休息区的长条凳上,腰酸背痛,主管拿着考勤表念叨:“下个月开始,要增加酒水推销任务,完不成的扣奖金,还有,游客给小费要自觉上交,被发现私藏就滚蛋。”阿健低头看着自己磨破的鞋尖,突然觉得那8000元的薪水,原来是用无数个这样的夜晚换来的。
微笑背后的辛酸与坚韧
“欢迎光临!”这是阿健每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,声音甜得像掺了蜜,但只有他自己知道,当第50个游客拍着他的肩膀说“小弟,来陪兄弟喝一个”时,他脸上的微笑早已僵硬成一张面具。
有一次,一个喝醉的游客把手搭在阿玲的肩上,酒气喷在她脸上:“美女,陪我去唱首歌?”阿玲轻轻躲开,笑着说:“先生,我还要工作,不能离开岗位。”游客却不依不饶,抓住她的手腕,阿玲没有挣扎,只是用更温柔的声音说:“您喝多了,我给您倒杯蜂蜜水醒醒酒吧?”她转身去吧台,趁着空档挣脱了游客的手,然后端着蜂蜜水回来,游客的朋友见状,把他拉回了包厢,阿玲的手腕上,留下了几道红痕。“习惯了,”她 later 对阿健说,“这里的游客什么样都有,你不能硬碰硬,得学会‘打太极’。”
王姐则有自己的生存哲学,她不像年轻人那样能熬夜,但胜在细心,她总能记住哪个游客对花生壳过敏,哪个游客不喜欢冰镇饮料,有一次,一个过生日的小姑娘在包厢里哭了,因为男朋友没来,王姐默默端上一碗长寿面,还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放在小姑娘面前。“姑娘,生日快乐,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”小姑娘接过面,眼泪掉进了碗里,那一晚,小姑娘偷偷塞给王姐一张小费纸条,上面写着“谢谢阿姨”,王姐把纸条夹在钱包里,那是她这么多年来,最温暖的一笔收入。
夜色褪去之后:梦想与现实的拉扯
清晨六点,儋州的海滩渐渐露出轮廓,阿健和阿玲走出夜场,骑上共享单车,穿过空旷的街道,阿健要去工厂上白班,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。“晚上赚的钱,要存起来以后开个小店。”他说,眼神里有光,阿玲则直接回家补觉,她还要准备晚上要用的酒水单,背新推出的鸡尾酒配方。“我想攒够钱,把儿子接到儋州来上学。”她望着远处的大海,声音里带着疲惫,却很坚定。
王姐则骑着电动车去菜市场,给儿子买早餐,她要赶在儿子上学前回家,做一顿热乎的饭菜。“晚上陪别人过生日,早上要给自己儿子过生日。”她笑着说,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绽放的菊花,夜场的经历,让她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保持温柔,如何在委屈中守护家人。
儋州的夜场,像一个浓缩的社会百态,有人为了生计低头,有人为了梦想坚持,有人在迷雾中徘徊,那些“儋州夜场招聘服务员”的启事,背后是无数个鲜活的人生故事,他们不是“不良青年”,不是“边缘人”,只是这座城市里普通的劳动者,用双手赚取报酬,用微笑面对生活。
夜色终将褪去,但生活的故事还在继续,阿健或许有一天会离开夜场,实现他开小店的梦想;阿玲可能会攒够钱,和儿子团聚;王姐的儿子会考上大学,为她挣回面子,而儋州的夜晚,依然会有霓虹闪烁,会有招聘启事在街角明灭,会有新的服务员走进来,带着希望与迷茫,继续书写着这座城市夜色的篇章。
或许,我们不必对夜场抱有偏见,也不必对服务员投以异样的眼光,他们只是想在夜晚找到一份工作,用自己的方式,在这座滨海小城里,安放自己的梦想与生活,就像儋州的潮汐,涨落有时,生生不息,而那些在夜色中穿梭的身影,便是这潮汐间,最坚韧的浪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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